幸福，是人类不断追求的目标。当“幸福”成为今年全国两会的热词，当这个温暖而丰富的词汇被写进政府规划，我们更希望从执政者到公众，能够理性冷静地面对，不执着于统计数据，不止步于民生工程，也不苛求“幸福指数”直线飙升。
　　幸福之途没有终点，只有眺望的目光。

“幸福论”的提出

　　幸福学研究显示，当一个国家中的大部分人尚未解决温饱问题的时候，发展经济无疑会提高人的生存率和幸福感；而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经济与幸福的关联度就会减弱。
　　调查显示，城市的经济增长速度并不能完全代表社会和谐、健康发展的程度，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人们主观幸福感的高低，往往取决于很多与经济无直接关系的因素，例如情感状况、社交关系、生活环境等。
　　人情味、赚钱机会、生活便利程度、建筑美观程度、自然环境等不直接被诸如GDP等经济指标所囊括的“软性”因素，于市民对城市的幸福感均有重要影响。比如人情幸福感每增加1个单位，城市总体幸福感就会增加0.3个单位；而赚钱机会、生活便利、建筑美观、娱乐、城市发展等因素，每增加一个单位，对城市总体幸福感的贡献是0.15。
　　嗅觉敏锐的外媒注意到，“让人民幸福”将成为中国未来发展的主调。美联社的报道认为，“幸福感”是中国政府今年工作的主题，政府为此将降低通胀，实现更可持续性的经济发展，而非一味追求发展速度从而造成环境恶化、贫富差距扩大。
　　以人为本的、高质量的经济增长，被视作中国高层着力传递的政治信号，也被视作“幸福中国”的第一级台阶。
　　全国两会开幕前四天，温家宝总理与网友在线交流，回答的第一个问题是“幸福的标准是什么？”“让人们生活得舒心、安心、放心，对未来有信心。”温总理将幸福归纳为“四心”，而此前一年他强调的是民众的“尊严”。
　　全国两会之前纷纷登场的地方两会显示，提升居民幸福指数正成为各级政府转变发展思路的新抓手。北京呼吁“让人民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广东期待“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建设幸福广东的出发点和立脚点”，重庆则宣布要成为全国“居民幸福感最强的地区之一”。
　　而在全国两会的殿堂内外，“幸福论”更加热烈。庙堂上下，不分阶层，无分畛域，都有人提出该用“幸福指数”替代GDP，作为衡量中国发展的标准。“幸福”　　这个老词儿，成了极具感召力的“新话”。
　　此轮“幸福论”并非务虚，其背景是中央高层在“十二五”规划中明确提出建立综合发展评价体系，它将成为今后5年甚至更长时期衡量中国及地方发展情况的标准。
　　最迟至科学发展观提出，中国决策者对于过去发展模式的担忧和转变思路的努力已持续有时。2011年两会释放的“幸福论”，是“以人为本”、“全面协调”等观点的再次融合和表达。

幸福成为施政导向

　　在两会小组讨论中有委员提出，应给GDP增长设上限。民进中央常委、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陈凌孚插话说，“十二五”后他也许不再是全国政协委员了，但GDP增速估计还是会在8.5%以上。“因为官员考核靠这个，推动经济发展的是官员的考核硬指标。”
　　作为为数不多以“幸福”为主题做出提案的全国政协委员，陈凌孚的提案名称很符合全国两会期间媒体的期望：《共享发展成果，建设“幸福社会”》。不过，除了期望建设“幸福中国”，他也提出了自己的衷言。
　　“一些地方政府热情很高，但所办之事并非都是百姓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他的举例包括，热衷于景观大道、建豪华楼堂馆所，凡此种种，被有的地方列入提高群众幸福感的范畴。“一些官员和老百姓想的不完全一样。”陈凌孚说。
　　2011年全国两会幸福话题持续升温。在地方两会定调“幸福”进入本地“十二五”规划之后，行政长官们带着诸多提升幸福感的计划和目标有备而来。
　　“幸福成为施政导向”，许多地方充满信心地在过去一个月来勾画出“幸福路径”，大多包括：提升民众收入水平、加大低保覆盖面、增加保障性住房、提高卫生教育投入等等。
　　多项民生指标成为“幸福路径”的第一站，这符合公众预期，也让幸福看得见、摸得着。
　　也有人提醒，“幸福指数”的构成，不是GDP那么简单，“民众的幸福感要由民众自己说了算，而不仅仅是一连串数字达标后就可以‘被幸福’。一如有的地方以拉闸限电完成节能减排指标，以牺牲百姓生活来换取减排达标，百姓的幸福感会高吗？”
　　2011年全国两会前夕，温家宝总理在与网民聊天时也就此说道，自己看到这些问题后十分气愤，要求各级政府严肃处理。

政府不能决定幸福程度，但能创造环境

　　当各地纷纷提出设定“幸福指数”、乃至发布“幸福指标结果”的时候，曾任央行副行长、外管局局长的吴晓灵，将自己牵头负责的“福祉指数评价体系”更名为“民生指数评价体系”。
　　2008年，从央行卸任后的吴晓灵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并任财经委员会副主任。作为中国富有经验的金融官员，她参与或主导了近20年来中国几乎所有重大的货币、金融事件。对于“福祉指数”，她相当谨慎。
　　“很多人容易把福祉指数与幸福指数混为一谈。”她说。
　　2009年末，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十二五”规划前期调研过程中，由财经委员会立项成立了一个专门课题组，编制新的发展评价体系。到2010年8月，课题基本完成，提交给全国人大作为“十二五”规划的参考意见。
　　此前在试编中还进行了全国12个省市的调查，“全国的客观数据计算已经完成，主观问卷要在3月中旬才能拿出来。”她说，建立这一评价体系的本意是既要反映老百姓的客观生活情况，也能反映他们对民生工作的主观评价。“编制指数是希望督促地方政府围绕民生改善做工作，因此后来干脆就叫‘民生指数’。”
　　吴晓灵再三强调，做好民生工作能够为提升幸福感创造条件，但是不能完全等同。“幸福是一个人的主观感受，不同阶段、不同时间的感受不同。比如生活水平不变，离婚了，可能就会觉得不幸福。政府不能决定幸福程度，但能够创造环境。”
　　在她看来，福祉和幸福评价的共同之处在于，不是要由政府考核自己，而是要让百姓给政府打分。
　　吴晓灵说之前的统计结果很有意思：一些省区的GDP比民生指数排名落后十几位，相对应的是另外一些省区的民生指数比GDP排名落后十几位。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差距？这是引导各级政府改善工作的依据。”她说。
即使姑且把民生指数约等于幸福指数，多数地方目前的统计方式仍难令人满意。比如食品安全等鲜少在地方政府提升幸福感的表述中出现。那么如果按此运行，一个出现严重的群体性食物中毒事件的地方，仍可以宣告“很幸福”。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认为，幸福感是感觉自己在一个群体、环境中是否开心，实事求是地讲，它几乎无法用层层上报的统计数字来衡量。
　　在热烈讨论“幸福”的大背景下，全国两会期间多家网站进行了相关调查，其结果显示出民众期待与地方政府工作报告的一些差异。比如，一家权威网站对于幸福的调查显示，超过31%的网友认为“权力规范、公共服务”是影响幸福感的主要因素之一，仅比“经济状况、生活质量”这一因素少3个百分点。
　　

GDP成了过街老鼠？

　　包括吴晓灵在内，一些专业人士都提出，民生指标不会取代GDP，因为还需要用GDP来测算经济发展。无论新的发展评价体系包含何种内容，GDP仍不可或缺。全国政协提案委员会委员、国家统计局原副局长林贤郁，提出的上述观点遇到了网络“板砖”。
　　全国政协十一届四次会议开幕当天，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一些地方可能过分夸大“幸福指数”的功能，不切实际地否定GDP本身所具有的特定功能。
　　林贤郁表示，这些观点源于对近来地方两会“幸福指数热”的观察。他以40多年从事政府统计工作的经验提出：“幸福指数”要避免陷入类似“GDP崇拜”的尴尬境地。他说，作为一个重要的经济数据和政策依据，GDP无罪，有问题的是相关考核体制。
　　在全国两会多个分组讨论现场以及大会发言中，GDP已成过街老鼠，官员们大多避之不谈。
　　会前有舆论认为，西部地区仍应保证一定的GDP增速作为社会总体发展的基础，但在“不重蹈东部地区覆辙”的原则下，即使最为贫困落后地区的基层干部也不太愿提及这三个英文字母。
　　官员们的转向如此彻底。3月14日，随着温家宝总理举行新闻发布会，来自中国各地的官员们将回到辖地推进各自的“幸福计划”。人们期待着“幸福指数”在今后5年给中国带来的改变。

个人财富增长有望赶上国家经济增速

　　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的指标框架为经济发展、科技教育、资源环境和人民生活四个方面，共24项主要指标，预期性指标和约束性指标各半。12个约束性指标，较“十一五”规划增加4个，且其中5个与民生直接相关，涉及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高中阶段教育毛入学率、城镇参加基本养老保险人数、城乡三项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
　　基于民生的幸福愿景，被分解成一系列具体的指标体系，且是约束性的。
　　收入被视作提升幸福感的“硬通货”。今后5年，GDP年均增长7%，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实际增长将超过7%，这意味着个人财富增长首次有了跑平甚至跑赢国家发展速度的可能。在“十一五”规划纲要中，相应的数据分别是7.5%、5%，而“十五”期间则分别为7%、5%，在“九五”中分别是8%、5%。
　　速度差长期累积的结果是，当中国GDP总量跃居世界第二时，人均GDP却仅居世界第119位。世界价值观调查(WVS)的结论是人均GDP和幸福指数之间的相关系数达到　了0.7，即统计显著相关。
　　与国家级规划相对应，北京初步确定“十二五”期间，城乡居民收入年均增长8%，年均经济增长指标也是8%；山东将GDP年均增长下调至9%，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上调至10%，并争取农民收入增幅更高一些；重庆提出截至2015年，“农民人均收入翻一番，城镇居民收入增长75%”，将衡量社会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由0.42降到0.35，是将基尼系数纳入指标的唯一地区；此外，江苏提出居民收入实现7年倍增，宁夏提出城乡居民收入与经济发展同步增长。
　　并列式结构短语“强省富民”在文件上也悄悄更换了次序，变成“富民强省”，河南、陕西、广西、浙江等省份都将“富民”前置。
　　

幸福源于对未来的信心

　　中国人的幸福观总是系在未来。五年规划是为未来描画蓝图，从1953年制订第一个五年计划起，“顺应各族人民过上更好生活新期待”——这句令人振奋的话终于被写入“十二五”规划建议。一个甲子，我们应该离幸福更近。更主要的，中国已经走到了非幸福不可的关口。
　　上海社科院常务副院长左学金认为，我国收入分配的不公平加大和不同社会群体的利益分化，使得“帕累托改良”的空间越来越狭小。所谓“帕累托改良”是指在发展和改革进程中，至少部分人受益，而其他人不受损。这也正是中国改革所遵循的基本逻辑：增量改革，不动存量“奶酪”，即所谓的“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等。
　　国际经验表明，人均GDP从3000美元向10000美元提升的阶段，是社会结构平衡难度加大的阶段。
　　“十二五”时期是我国经济发展阶段从工业化中期向后期过渡的关键时期，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是发展的新思路。南昌大学教育学院院长苗元江总结说，农业化时代的主题词是“温饱”，工业化时代是“富强”，信息化时代是“幸福”。
中国不是坐等被时代推上幸福关口，“幸福与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是一脉相承的。”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教授肖巍认为。
　　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是执政党对单纯以GDP来衡量经济发展在理论和实践中的反思。人们试图寻求更为合理的术语和指标，用以反映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
2005年全国两会上，中科院院士程国栋提交了一份名为《落实以人为本，核算“国民幸福指数”》的提案。
　　2006年9月，国家统计局拟推幸福指数、人的全面发展指数、地区创新指数以及社会和谐指数等一些新的统计内容。
　　近年来，温家宝总理在多个场合强调：“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
　　2011年，“幸福”成为地方两会与全国两会的高频词，并正式进入“十二五”。
　　“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我国的经济发展应该以社会整体幸福度的上升作为目标。”肖巍表示，贯彻“以人为本”，幸福是具有包容力、承载力、解释力和表现力的一个词。
　　

幸福感更重视主观层面

　　致力于福祉地理学研究的王圣云认为，地区之间有经济发展和人文发展的差距，有较为发达和欠发达之分。“发达地区因为发展水平较高，一般追求主观福祉，通常可以视为是幸福感等；欠发达地区因为发展水平较低，尤其是一些老少边穷地区，因为脱贫任务或生存阶段，所以通常侧重于客观福祉方面。”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提出了幸福公式：幸福=效用/欲望。一方面中国人的幸福预期被社会进步与经济发展抬高，也随着政府的承诺而提升，分母不断加大；另一方面，如《董事会》杂志总编佴永松所言：“生产力的高度发达和物质财富的积累给个人和社会带来的效用不可能无止境地增加，总会有一个边界。”
　　因此，幸福感以民生为基础，但不应止步于民生。
　　肖巍认为，幸福感应更重视主观层面，“从‘两手抓’的精神文明建设到先进文化教育再到核心价值体系，相对物质文明建设而言，精神文明建设总是弱效或者失效。原因在于这是自上而下的灌输过程。而幸福、尊严等精神层面的东西，需要自下而上自发体会。”
　　山东大学生活质量与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邢占军也认为，“幸福”的外延中就包括经济生活质量、政治生活质量、文化生活质量、社会生活质量、生存环境质量等等，在这些领域中寻求突破，是提升幸福感的应有之意。
　　幸福被视作中国转型的切入点，而民生被视作幸福的切入点。在各地的“十二五”样本中，与民生相关的内容一抓一大把，幸福与民生之间划了约等号。“这与官员长期注重经济建设所形成的路径依赖有关，幸福感的提升其实还与政治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等等息息相关，幸福感的内涵应更丰富。”肖巍说。
　　人民的幸福，成为国家更坚定的追求，民众更鲜明的期待。于是，人们也许就会发现，一些人可能只把幸福当成了时髦的“新话”，一些人可能会把它当成政绩标签，也许也会有人仅关注幸福指数中物化的指标，“被幸福”的情况就可能发生。
　　当GDP的重负松动之时，许多地方主动去找GHP(国民幸福总值)给自己套上，将物化的“幸福指数”与官员政绩直接挂钩，肖巍提醒，要警惕对幸福指数的数字依赖和指标崇拜，对于幸福感的测定，在理论体系尚不成熟和操作手段缺乏科学性的条件下，可能因为逻辑上的缺陷而影响政府、学者对人们生存状况的评价，进而做出错误结论、不当实践。
　　幸福，是使人心情舒畅的境遇和生活，是对未来生活意义的价值认同，是对未来生活前景的坚定信念，一切朝着幸福社会的变化，都会给人们带来莫大的愉悦和幸福。